[9]如此，将纠纷作为社会事实的研究就有可能成为中国乡土纠纷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这种纠纷本体的研究成为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村庄的纠纷研究。

当然，法律经济学和利益分析法学之间并非没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但前者可将法律问题定量分析建模验证的优势，确实是其他法哲学方法无可比拟的。让我们再次回到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就具体案件的探讨中。

科斯虽然没有对该案适用法律不当表示不满，但后文对布赖恩特诉勒菲福案的延伸讨论中，就被告拆旧建新的行为，因新砌高墙及其堆放木材阻塞了邻居的烟道，导致后者一旦生火，就因难以忍受入室烟尘所发生的权利冲突，针对地区法院认为生火行为也是引起烟尘妨碍的原因之一，故被告对此不负责任，并推翻陪审团初步裁定原告获得40英镑损害赔偿费的意见，科斯评述道：法官认为是生火者自己引起烟尘的观点，只有在我们假定墙壁是既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其另文《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入手》，确实大大修正了原来显得有点偏激甚至偏颇的立场， 但其运用法律经济学解释本土权利冲突时所宣扬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合法权利可能不受保护的观点，至今仍有市场，其前述最早通过案例分析冲突权利有效配置的文献，还一直被法学界视为对个案进行法哲学研究的经典。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但倘若对处置方式的结果的考察，是经由错误的经济学分析得到的，那么就相当不幸了。第三，言论自由权的效用高于肖像权或名誉权，因为前者更多地反映社会公益，而后者多为私人个体权利，当两者发生权利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位阶或效用较高的权利，因此而牺牲的合法权利也无需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如果他们根据这一原则处理问题，其结果将带来极大的不便。被侵害方才负有容忍合理损害义务。由此可知，我国相关规范主要从工作机构的角度来定义记者，公民记者并不属于记者的范畴，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公民记者广泛存在的事实。

尽管立法对新闻记者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的实体和程序要求没有具体明确，但是相信随着司法公开改革的深化发展，我国自媒体直播庭审的规则也会不断地完善。如何合理使用这把双刃剑，英国、美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15]案件应当以严肃认真的方式报道，然而微博因其固有的快速、简略、轻松的报道方式以及无严格规范的限制而使对案件的报道显得随意，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很难消除。如果是记者或法律评论员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无需向法院提出申请，但是普通公民使用自媒体直播庭审必需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在获得法官许可后方能使用。

第三，新闻记者在通过自媒体传播庭审的过程中还必须遵守相关的行业规则。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媒体 公民记者 直播 庭审 。

关键词：自媒体 公民记者 直播 庭审 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同时，考虑到在个案中，实时文字报道可能对案件的证人、陪审员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过多的移动电子设备的使用会干扰法庭自身的设备使用，干扰正常的法庭秩序，法院有权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且可以随时撤销许可。2007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2003年1月，他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了《下一时代的新闻：自媒体来临》（News for next generation: here comes ‘We Media），极具远见地指出由于网络讨论区、博客等机制风起云涌，许多科技娴熟的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却又自然而然的参与了新闻对话交流，而成为整个新闻产制流程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一环，We Media将是未来的主流媒体

使用自媒体的主体通常是普通民众，公民记者因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对于自己的报道可能带来的后果无法预知，他们可能会报道一些被法庭所禁止的带有偏见性的证据，同时因缺乏相应行业制度的规范，其报道还有可能使受保护的证人处于危险之中。亚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则从工作机构的角度将记者定义为与之有联系或受雇于任何报纸、录音广播或电视台的，同时参与新闻收集的人，这些州的新闻保障法只是保护一些特定形式的媒体，而微博、博客等自媒体很难纳入其保护范围。内容摘要：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博客等自媒体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司法活动。正如爱荷华州联邦法官Mark Bennett法官所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发出命令，允许记者每天在我的法庭上写博客，但我将为这种变化留着一扇门。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司法公开的改革过程中有3条主线贯穿始终：首先，审判公开程度的控制权始终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有权决定是否启动庭审直播录播的程序。因为社会变化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自媒体的发展在给新闻自由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法院提供了通过充分利用自媒体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树立法院公信力的机会。其次，传播庭审的主体是新闻记者，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对庭审进行记录、录音、录像、摄影或转播。

由此可知庭审录音录像的主体只能是新闻记者且必须获得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7]由此可知，英国有关自媒体直播庭审的规则已在立法层面得以确定，且较为完善。对于什么是法庭秩序，没有其他法律解释。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如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经允许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未成年人案件等，新闻记者不得报道。对于如何定义公民记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祝继萍，1989年生，浙江建德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助理。

在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这架天平上，任何打破其平衡性的倾向性行为都应该被禁止。（五）不得实施其他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如前所述，在英国，普通民众在庭审中使用自媒体必须先提出申请获得法官许可后方能使用，同时无论是记者、法律评论员还是普通民众，如果使用自媒体影响法庭秩序，妨碍公平审判的，法院都有权予以制止。不得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

此前，立法者并没有先见性地提供一套解决规则，而司法界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司法公开改革，表示欢迎舆论监督，一时间，关于中国自媒体直播庭审规则的讨论甚嚣尘上。法院内部可以通过成立专门的自媒体直播庭审小组，专门负责管理本院有关案件的庭审直播。

第二，对于法官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或案件审理顺利进行而严禁报道的内容同样不得通过自媒体予以直播，如强奸案件中被害人的信息，敲诈勒索案件中被害人的信息，未成年人作证的信息，受保护证人的有关信息等等。面对自媒体给司法系统带来的挑战，英美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或司法实践建立起相应的自媒体直播庭审规则。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公开是司法公正的灵魂，但是司法公开并非毫无限制，司法公开不得妨碍案件的公平审判。他称，我们越向公众敞开得越多，我们获得的公众理解就越多，那么在公众的眼中，我们就越有合法性。

其次，律师和当事人因受其立场所限，也不宜成为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的主体。从1994年《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中的否定性规定到1999年《若干规定》中的肯定性规定，立法者对于新闻记者传播庭审的态度变化跃然纸上，审判公开开始朝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首先，在英国使用自媒体直播庭审的主体可以是记者或法律评论员也可以是普通民众。律师受当事人委托，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需要专心应对庭审中的各种情况，对庭审变化做出反应并及时调整庭审策略[13]。

同时，考虑到在个案中，实时文字报道可能对案件的证人、陪审员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过多的移动电子设备的使用会干扰法庭自身的设备使用，干扰正常的法庭秩序，法院有权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且可以随时撤销许可。同时第250条第4款规定：未经许可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的，可以暂扣存储介质或者相关设备。

最后，建立自媒体直播庭审规则是未来司法公开的趋势。如果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微博、写博客等等，必然会给人以不严肃的感觉，也会使人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法官在庭审中的主要职责是审理案件，而非通过自媒体传播庭审。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程序规则》(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53条的规定：除非有其他规定，否则法庭必须禁止庭审过程中有人拍照或者从法庭内部对外发布庭审过程。有学者认为公民记者就是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的公民。

正如有人指出：微博直播庭审的事，法官律师都别参与，还是交给媒体吧。其次，法官拥有控制庭审的绝对权利，因此法官对自媒体在庭审中的使用拥有自由裁量权。

根据《解释》第249条第3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新闻记者在经过法院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毋庸置疑，尽管新闻记者并不拥有通过自媒体直播庭审的当然权利。该规定将庭审在直播的许可权收归高级人民法院，显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直播庭审问题的慎重态度。

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媒体 公民记者 直播 庭审 。[5]但基本达成共识，公民记者是指普通民众随时随地将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经过整理，通过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微博等途径发送出去，而这些个人网站、博客、微博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传统媒体中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